作家王小波在《黄金时代》说：“那一年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1997年4月，44岁的王小波突发心脏病去世。王小波研究专家、《王小波传》最受欢迎版本之一的作者房伟，在最新小说集《杭州鲁迅先生》中向其致敬：“人过四十不值得，那之后的生活，就是被慢慢锤击至死。”
《杭州鲁迅先生》收录了房伟近些年创作的题材、类型多样的八篇作品，呈现新奇多变的样貌。其中既有充满幻想色彩的篇章，三百年后地球成为巨型社区后的“侧写师遗情录”；还有当代市井风情，在家中被神秘谋杀的女作家，挣扎在不堪重负的现实与网络世界的女写手。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房伟的历史系列小说，假冒的杭州鲁迅先生“历险记”；苏门答腊夏天郁达夫意外失踪的秘密；以及历史与现实交汇处，1997年王小波离世当年的心路历程……
房伟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底，自由穿梭于作家与学者身份，书写了关于自我、关于命运、关于未来的另一重想象。在他看来，历史事件的间隙谜点丛丛却暗藏玄机，借助文学家基于历史事实的合理想象，在小径分叉的路口，历史有了一个更为合理妥帖的结论。有的篇目则充满隐喻的未来狂想，科技发展与道德人伦之间的摩擦和悖论在作品中也展露无遗。
比如在《外卖员与小说家》这篇里，外卖员建民和小说家宇文无量成为私交甚笃的朋友，也是对当代外卖员“困在算法里”的一种文学回应。小说家和外卖员看似身份、工作相隔甚远，前者可以天马行空足够自由，后者却备受时间空间束缚，这种组合潜在地运行出两种价值的对话与交锋。外卖员象征算法时代被异化的丧失主体性的人，而小说家则代表着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人格。“在自我意识与工具理性碰撞之间，小说产生了最具大数据时代气质的张力。”这也是当下人工智能高度发达、ChatGPT时代已经来临之际，作家的现实焦虑和对未来科技时代的一种预判。
房伟称这八篇文字，“我希望从不同角度，在文字、历史与未来之间，探索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探索人类精神的可能性。在这样想法的鼓动下，我试图写出一种‘力与美’的历史小说。历史的伟大与壮丽，与历史的残忍冷酷，历史丰富的细节与充满想象力的美，这些东西让我着迷。在虚构与纪实之间，我感到了写作的快乐”。
房伟曾看过很多作家的史料，对很多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死亡问题产生了兴趣。他认为作家比一般人敏感，他们隐秘的生命体验与诉说的冲动诉诸文字，就形成了种种“可言说”与“不可言说”的故事。“美国作家欧茨的小说集《狂野之夜！》就曾写了海明威、狄金森、爱伦坡等五位美国文学大师的最后时刻。”《杭州鲁迅先生》中，大部分作品聚焦文学大师或文学写作者的最后时刻，鲁迅、张爱玲、郁达夫、王小波……他关注文学大师的最后时刻，从中照见文学、历史、政治、巧合乃至身体疾病、精神疾病等对文学个体的影响。
真假鲁迅相遇在动荡年代的书店一隅；日本学者按图索骥郁君（郁达夫）的死亡之谜；濒死时刻，自电脑屏幕游曳而出的瑰魅海妖如何与王小波发生纠缠；去世的小说家如何得以潜行篡改外卖员的脑内世界……房伟选取历史或诙谐或紧张的瞬息时刻，以此作为作品构建的基础，而且着意于刻画这些事件中“大历史”背后所潜藏的“小人物”信息，从而对历史洪流之下普通人颠沛流离的命运进行深度的关注与深入的挖掘。
他生动描绘了鲁迅、郁达夫生死故事的“本事”，还把真实与幻象潜藏在大洪水漶漫后的人工智能地下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后的文明层垒的夹缝中。因此，房伟作为一个奇特的时空穿梭者，有着超越前辈作家的伟大抱负和卓越表现，这本小说集就是明证。
作为《王小波传》作者，房伟对王小波整体创作和个体性格均极为熟稔，其作品中亦充满王小波式的戏谑与夸张，背后则是作者对时代和时代中人处境的理解、同情和反思。比如假扮的杭州“鲁迅先生”的真实心境如何，房伟对那位冒充者很感兴趣，借助《杭州鲁迅先生》发出疑问：“那个时代的底层小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他与时代是怎样的关系？他们和鲁迅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又有着怎样的关联？那种底层生存的知识分子状态，又与当下有着哪些双生性的复杂关联？历史的残酷在于，它只能将一个小人物以丑陋的方式钉在《鲁迅全集》之中，而我想打捞他，让假鲁迅和真鲁迅同处于一个历史关注时空。而鲁迅先生的问题，关乎现代中国的很多关键问题，至今依然对我们有启发。”
在房伟看来，杭州真假鲁迅事件，“既是一场闹剧，又是一场悲剧，普通人在大时代之中挣扎，更多的是顺从欲望的驱使，而鲁迅先生的伟大与孤独也正在于此。鲁迅以自身为柴薪，燃烧自己，照亮了普通人的命运，但他有时并不能很好地被人理解。而‘假鲁迅’的觉醒，也暗示了我的乐观态度，也预示着普通人和鲁迅精神沟通的可能性”。作家与死亡的话题，文学大师的最后时刻，永远是幽深、崎岖且迷人的。不妨从《杭州鲁迅先生》出发，看看最后时刻的沿途有着怎样别致的风景。
焦亚坤
（译林出版社供稿）
视觉中国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