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伯明翰大学史怀梅教授的著作《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出版于2007年，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先后有多篇重量级的书评在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汉学研究通讯》、《历史人类学学刊》等刊出。中央民族大学曹流教授翻译的中译本于2015年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海外汉学作品翻译引进相当高效的一种。历时八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再次推出曹流教授的修订本。

　　本书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返回历史现场，以当时人、当事人的第一视角去考察历史，这集中体现在对边界、族性、忠等概念的界定和反思上。《诗经》当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从学理上分析，是没有边界和领土等现代国家含义在的，这也大概是中古以前活跃于东亚地区的政权的基本“国家观”。宋辽“澶渊之盟”开创了全新的格局，那就是以缔结条约的方式规定了两个政权的边界，而五代到宋初正是政权“国家观”的过渡、转变和定型阶段。

　　这样的转变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值得深入观察和研究。其中，对“忠”的理解是重中之重，引用作者的话说：“忠是一个相对概念，我们需要分清它对不同人的不同意义。”书中把“忠”细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关系型的忠，它强调了臣僚与君主互相依存的关系；第二类是理想主义型的忠，它强调了臣僚应当有诸如道德使命、文化传承等更高的追求，尤其是对道的追求。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新五代史》卷36《义儿传》）。处于这样一个乱到极点的时代，人们对于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会如何进行选择呢？

　　作者通过整理的200多个越境者的例子，分析了辽和南方政权对抗的大背景下，随着时间推移，南方政权人群由毫无心理压力地自愿加入辽朝效力，到需要借助诸多借口才能安心效力辽朝的差异。并选取了韩延徽、张砺、赵延寿、李澣和王继忠五个典型个案，深化了这一主题。返回历史现场，从当时人的第一视角加以观察，并对研究对象做细致地界定，有助于更为准确地把握历史脉络，研究结论才能更加趋近历史真实。

　　本书的另外一个重要学术贡献，就是作者时刻关注文献生成者的个人主观因素，以及作者主观因素在文献选择、书写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历史学对史料的依赖程度相当高，以至于傅斯年曾有“史学即是史料学”这样的说法。然而，史料的生成有自身的删减、选择和逻辑，在学术研究走向精耕细作的当下，我们不但需要通过材料的排列组合勾勒出某一具体研究对象的大概轮廓，更需要在使用史料时尝试考虑作者在史料生成时候的立场。正如作者在一篇访谈中所言：“编撰历史很困难，史家们不得不从某种视角出发修史，形成历史记载的文本。但是如果我们试图了解那些被书写者的所作所为与所思所想，我们唯一能依赖的就是史家们的记述，但这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依赖于史籍记载告诉我们被书写者的言论，因为很多时候史家编写历史以弥补历史人物的言论，是编撰者创造了这些话。所以这是不可靠的。”（董永强：《移动的宋辽边疆——英国伯明翰大学史怀梅教授学术访谈》，《汉学研究通讯》第38卷第4期）这样的史料使用方法，贯穿于本书的始终。

　　根据史怀梅教授的访谈内容，大体能够看出作者的选题实际上来源于欧洲中世纪历史研究的刺激。程民生教授有一门《史学论文写作》的研究生课程，他曾在课堂上就如何选题进行探讨，提出宋代研究的学术课题，可以借鉴上古史、中古史以及近代史等研究方向的选题，也可以借鉴文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选题。通过史怀梅教授的这一选题，我们也能直接感受到，广泛阅读、学科交叉绝非一句空话，而优秀学者们的许多学术经验是相通的。

　　仝相卿

　　(江苏人民出版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