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李白是“诗仙”，因其嗜酒，又有“酒仙”“醉仙”之称，他的众多酒诗传唱千古：“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开颜酌美酒，乐极忽成醉”“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

　　李白也喜欢喝茶，但茶诗仅一首，这首《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全诗如下：“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朝坐有余兴，长吟播诸天。”

　　《湖北当阳玉泉寺志》载：初唐景云年前后，乳窟洞外的土坡上，生长一种大叶茗草，寺僧惠真禅师将茗草加工成茶叶，经常饮用，虽年过八十，仍身体健康，面色红润如桃花。

　　玉泉寺中孚禅师出家前俗名李英，为诗仙李白族侄。中孚云游至六朝古都金陵，与李白叔侄相遇。李白品饮了中孚从两千里外的玉泉寺带来的大叶茗草，倍加赞赏，写下这首《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文中称自己与中孚禅师为“仙人掌茶”首荐者。这是我国较早的一首吟茶诗篇，文中不仅具体说明了仙人掌茶创制的时间、产地、环境、外形与滋味，而且描述形象具体。

　　李白传世诗文之序作并不多见，但为这首茶诗，他却写下一百五十余字序言，可见其对“仙人掌茶”的欣赏与倾心。其序中称“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此诗序不仅留下关于“仙人掌茶”最早的实名记录，也第一次把茶之“形”“味”“境”写得如此浪漫。

　　然而，若无李白开元末、天宝初的金陵行，这则史料必不存在；若无金陵、荆州寺院跨地域的僧伽网络，仙人掌茶亦无缘北走清溪、南抵金陵。谪仙李白、中孚禅师以金陵行踪为经，以荆州、金陵僧伽交往为纬，重新确立了仙人掌茶在文学史、茶史与城市史中的三重坐标，指出仙人掌茶是“僧—士—诗”互动的产物，其命名、赋形与传播皆完成于金陵寺院。李白在金陵，首次将茶写进游仙范式，拓展了茶文学的想象边界，而金陵作为天下文枢与佛国梵刹的交汇点，为茶、诗、禅之多元“融通”，提供了交汇的空间，使仙人掌茶成为唐代“江南文化空间”早期生成的标志性事件。

　　湖北当阳玉泉山属荆山余脉，喀斯特地貌，乳窟洞顶常年滴落含碳酸氢钙之水，水中富含锶、偏硅酸等微量元素，其酸碱度在7.2—7.4之间，极宜茶树氨基酸合成。大约在唐代景云年间，寺僧惠真“将茗草加工成茶”，说明此地已出现“僧手制茶”的雏形。

　　历史上的当阳玉泉寺与金陵栖霞寺同为“天下丛林四绝”之一，尝受皇室敕额，赐田七千亩，常住僧人超500人，具备大规模植茶、制茶、贮茶、运茶的条件。中孚“收衣钵，走当阳长坂，乘舟船东下”，背后正是寺院经济外溢的“茶船”——顺长江而下，可直抵金陵、广陵。

　　而唐朝时金陵梵刹众多，诸多寺院设有专司接待外藩、外州高僧的职事僧。李白极有可能访游“馆伴院”，于“公家供给、寺院接待”的复合空间下榻。

　　唐开元、天宝年间，栖霞寺就出现了“诗僧化”倾向：法朝、灵一等僧人皆能作诗，且与储光羲、刘长卿唱和。不少寺院的墙壁上专设“诗板”供访客题咏。或可推想，李白入寺后，中孚即“拿出诗板请叔详改”，可见“诗”已成为寺域公共媒介，茶则成为诗会的“前奏”——焚香、煮茶、赋诗三位一体，与后世“茶宴”形制大同小异。

　　《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中将蝙蝠写成“仙鼠”，将茶汤写成“玉泉”，把茶树写成“碧玉”，皆取自《山海经》《神异经》意象。据今可考文献，李白是第一位将饮茶行为明确纳入“游仙”诗歌范式的诗人。他将茶纳入“游仙”母题，使饮茶行为超越“醒酒”“消食”的日常功能，成为“长生”“还童”的仪式。此后，白居易《山泉煎茶有怀》中的“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苏轼《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中的“仙山灵雨湿行云”等诗意，均延续此“仙化”的路径。

　　《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的序文为散体，诗为古体，共五言二十六句，三换韵，形成“序—诗”互文关系，序重叙事，诗重抒情。这种“序+诗”的组合，在李白此前作品中仅有《春夜宴桃李园序》一例，足见其对仙人掌茶的珍视；而“金陵寺壁”提供的公共书写空间，恰是刺激这一文本创新的物质条件。

　　“仙人掌”三字，前无所承。李白序中“拳然重叠，其状如手”一句，以“手”喻茶，再借寺域流行的“仙鼠”意象，合成“仙人掌”之名，其中融入经李白鉴赏、命名的元素，最终形成与李白深度关联的茶文化内涵。而长江、运河、驿道三水交汇，使金陵成为“茶船”—“诗船”北上东下的必经枢纽。中孚禅师自当阳顺沮漳河入长江，沿江东下抵金陵，仙人掌茶从此与六朝古都、谪仙李白产生交集。

　　金陵昔有“诗板—寺壁—官署”三级传播系统：诗板为寺僧日常唱和，寺壁供名士题咏，官署则抄录上呈朝廷。相传李白此首仙人掌茶诗被“录奏御览”，遂收入《玄宗实录》附卷，得以于安史之乱中幸存。

　　唐时寺院的“寄客”制度，使外州士人可长期居留寺观，无论寺院本意如何，客观上都形成了稳定的“品—评—购”链条。仙人掌茶由此由“高僧私奉”转为“士人竞购”，迈出了商品化的第一步。

　　仙人掌茶的出现，使“江南可采茶”不再局限于太湖、阳羡一带，而是向长江中游延伸，李白诗序则赋予金陵“茶诗之都”的初始文化符号。中唐以后，随着江南经济开发，张籍、杜牧等人笔下的金陵，逐渐呈现茶酒并行的市井图景，可视作仙人掌茶文化影响的延续。张籍《江南行》中的“金陵向茶市”，杜牧《江南春》中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均指向秦淮河畔茶酒并行的新消费景观。可以说，仙人掌茶为晚唐“金陵茶市”埋下了伏笔，也为中国茶文学开启了“寺—士—诗”三元互动的长河。

　　仙人掌茶是李白与中孚禅师，在金陵共同完成的“文化—经济”共创产品：玉泉山提供自然与僧伽资源，金陵寺院提供城市公共空间，李白客观上注入相关名人效应及名人亲自命名的元素。其中，金陵寺壁制度为“序—诗”文本提供了物质载体，使茶诗得以公共化、经典化。

　　金陵，作为“天下文枢+佛国丛林”的双重节点，使仙人掌茶在8世纪就实现了“地方土产—高僧礼品—士人商品—文学经典”的四级跃升，为后来宋代“江南文化空间”的成熟提供了早期范式。

　　今天，若能在栖霞山重建的“茶仙亭”中品一杯复原的仙人掌茶，我们能品到的不仅是李白的浪漫，更是唐代江南城市网络与僧伽经济交织出的历史温度。茶烟袅袅，诗仙与金陵的缘分仍旧能被舌尖触及。

　　来源：方志江苏

　　本版由视觉中国供图

　　图为栖霞山栖霞古寺。

　　图为南京栖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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